隨著網絡文化的興起，許多生活用語被賦予了新的網絡含義，其中的很多詞語申請注冊了商標。“MLGB”這個商標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主持人李晨和歌手潘瑋柏于2008年共同創立的“潮牌”之一，后由上海俊客公司申請注冊商標并于2011年獲得核準。2019年2月，北京市高級人民認定，“MLGB”商標存在含義消極、格調不高且在網絡環境下具有不良影響含義的情形，判決該商標無效。判決書還寫明了少數人的反對意見，這一罕見的判決撰寫形式，也反映了對商標法“不良影響”條款理解的復雜性和爭議性。

實踐中，法院和商標管理部門一般通過商標標識本身的含義、相關公眾的認識、申請者主觀因素、司法政策的價值取向等方面進行評價。

一、基于商標標識本身的含義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人民法院在審查判斷有關標志是否構成具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時，應當考慮該標志或者其構成要素是否可能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產生消極、負面影響。”因此，判斷商標標識是否具有不良影響時，不應僅局限于商標標識本身，還應深層次的考慮標識背后所蘊涵的政治、文化、社會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公眾對標識的通常含義認識。例如，“特朗普”為美國普通的姓氏，本身無特殊的含義，但因“特朗普 ”成為美國總統，商標局基于政治因素的考慮駁回了“特朗普”商標的申請。類似的案件還有“郭晶晶”案、“劉德華”案等。這些商標的標識本身并不具有不良影響的因素，但審查機關考慮了標識蘊涵的通常含義而均被認定為具有不良影響。就 “MLGB”商標案而言，標識本身并不具有低俗、令人反感的含義，但在當前網絡語言環境下，社會公眾已普遍將“MLGB”指代“媽了個逼”。

二、基于相關公眾的認識因素考量

在商標法語境下，通常認為應以“相關公眾”作為判斷的主體。比如，審查訴爭商標是否具有顯著特征時，就是根據商標所指向使用商品的相關公眾的通常認識；就標識是否已成為通用名稱，也是以相關公眾普通認識為判斷標準。那么，什么是相關公眾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規定：商標法所稱相關公眾，是指與商標所標識的某類商品或者服務有關的消費者和與前述商品或者服務的營銷有密切關系的其他經營者。例如，著名“非誠勿擾”商標爭議案件中，金阿歡商標注冊服務的相關公眾主要為婚姻中介、介紹消費需求的社會群體，而觀看婚介類電視娛樂節目的相關公眾絕大多數是為了享受節目娛樂性，而不以婚姻中介服務為需求。因此，廣東省高院認定江蘇衛視“非誠勿擾”節目名稱不構成對金阿歡商標的侵權。同樣，在“MLGB”案中，多數意見認為：爭議商標的主要消費群體為獵奇心理較強、追求彰顯個性的青年群體，恰恰這些群體幾乎百分百的是網絡的使用者，幾乎都知道“MLGB”與“媽了個逼”之間的指代關系。 

三、基于申請者的主觀因素考量

通常，為實現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不良影響屬于禁止注冊的條件，是立法者對注冊商標的限制。因此，不以商標注冊申請主體是否具有主觀惡意為主要要件。但是，在具體個案判斷中，申請商標時仍應考慮商標申請主體的主觀因素。具體到本案，即使如上海俊客公司所述：“MLGB”指代的含義為“My life is getting  better ”，但普通大眾更容易將“MLGB”指代為“媽了個逼”。同時，上海俊客公司還申請了“caonima”商標，故其以媚俗的方式迎合不良文化傾向的意圖比較明顯。

四、基于司法政策的價值取向考量

不良影響條款作為概括、兜底條款，給了司法裁判者較大的解釋適用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機關實際上在個案中充當了道德的裁判官。 在價值多元化的今天，對道德、社會公序良俗的判斷，司法機關一般采用審慎的原則，對于有些商標標識采用寬容的態度。例如，“霸道BADAO”商標案，反對者認為公序良俗應當僅限于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霸道”尚屬于仍可以容忍的范圍之內。但在涉及宗教、政治等較為敏感的文化，會采用嚴格的態度，遵循“政治正確”原則。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泰山大帝”商標案中指出：“如果某標志具有宗教含義，不論相關公眾是否能夠普遍認知，該標志是否已經使用并具有一定知名度，通常可以認為該標志的注冊有害于宗教感情、宗教信仰或者民間信仰，具有不良影響。”因此，“MLGB”商標被判無效，是基于不良影響的立法目的、主觀因素、司法政策價值取向、網絡文化等多重因素考量。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已經不難發現，目前互聯網環境下對商標申請中適用“不良影響”這一兜底條款的復雜性，商標申請者在標新立異的過程中需要謹慎為之，避免“踩雷”。